□王坚 文/图

“我的军旅生涯和谋生技艺，都来自父亲的传承和影响。”2021年9月2日，长汀县城东郊一座普通的民房内，89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赖耀辉，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轻声诉说着记忆里的家庭往事。

参与制作第一套红军服装

“我的父亲赖少青原籍长汀县濯田镇长校村，祖父早年在城里做小贩，挑担卖瓜子花生。父亲少年时期读过私塾，有初小文化水平。因为家庭困难，辍学后在店头街修子成师傅的裁缝店学手艺。他为人朴实勤快，裁缝手艺好，慢慢地结识了许多年龄相近的知心朋友。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帮助长汀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店头街段屋的段奋夫、毛屋的毛钟鸣等人，是长汀党组织早期的负责人。穷苦出身的父亲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与地下活动。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打下了汀州城，没收了军阀郭凤鸣的被服厂。长汀党组织公开活动，动员汀州城里的裁缝工人为红军服务。这一年，父亲20岁，亲身参加了红军第一套制式军装的制作。听父亲说，红军被服厂起初设在城里四角井（现为长汀客家宾馆）一家商铺的楼下。后来又在城郊的草坪村和城区的万寿宫（现为县建设局）办过厂。当时，被服厂还成立了一支1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的三角形红布胸章，上面写着纠察队员等字样。父亲说，当年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被服厂的纠察队员经常要到城乡接合部巡查，防止有人私自贩卖食盐、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增加苏维埃政府的税收。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长汀红军被服厂接到命令，紧急赶制几千套军装。父亲带着全厂工人日夜赶工，如期完成了任务。父亲原本要跟随大部队去长征，走到江西瑞金时，因为膝盖痛风发作，无法行军，经部队同意留在沙洲坝当地群众家治疗。中央苏区沦陷后，国民党部队大肆搜捕红军工作人员，父亲被迫转移到漳州的南靖一带，继续以裁缝为业。利用开店为掩护，联络从长汀疏散到当地的革命同志，和长汀地下党负责人游荣长、钟德标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父亲才返回长汀。1938年春天，张鼎丞率领闽西南红军组建的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途经汀州城，驻扎了一段时间。当时，父亲奉命动员10多个裁缝师傅成立被服厂，父亲任厂长，广东人刘广任副厂长，永定人胡伟当书记。1949年底，长汀县城解放后，在水东街曲弯头原同茂昌店成立服装厂，有十几架缝纫机同时工作。父亲担任县手工业公会主席，一直从事裁缝职业。”

永生难忘为毛主席做新衣

“父亲于1909年出生，1986年病逝，享年77岁。母亲陈碧英比父亲小3岁，也是红军被服厂的工人，主要负责钉纽扣。他们终生以裁缝为业，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共产党和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继而投身革命事业，为自己的平凡人生增加了分量。苏区时期，父母亲在汀州城里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众多老一辈革命领袖，得到他们的关心教导。父亲一生最引以为荣的，是亲手给毛泽东主席做过新衣。

“1932年春夏之交，红军攻打漳州胜利返回闽西根据地，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因长期劳累过度生病吐血，来到汀州城的老古井治病休养。当时，毛泽东主席和夫人贺子珍住在北山（卧龙山）脚下的新安楼，由傅连暲负责医疗保障工作。毛主席在汀州城治病休养期间，还不忘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深受汀州人民的爱戴。汀州的各级红色政权和革命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尊敬的毛主席表达敬意。父亲虽然才23岁，但裁缝手艺精巧，老式的、新式的衣服都会做。因此，他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为毛主席做一套新衣。

“父亲精心挑选了一块布料，按照毛主席的身材设计裁剪了一套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母亲负责为新衣服钉纽扣。新衣服做好后，父亲一遍遍地精心熨平，小心翼翼地叠好，用加厚的玉扣纸仔细包好。母亲特别交代说，毛主席的新衣服是父亲骑马亲手送到新安楼的。当时，红军被服厂只有父亲有配一匹马。平时父亲很少骑，那天情况特殊，父亲怕好不容易熨好的新衣弄皱了，所以才快马加鞭送到毛主席住处。母亲说父亲对此事郑重其事，甚至还有些紧张，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父亲一生严谨细致，对革命工作严守保密规则。曾在龙岩地区行署任职的老战友胡伟，每次来长汀都要和父亲促膝长谈。父亲生前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多亏胡伟叔叔亲自为他作证，后来组织部门下文恢复了父亲的政治名誉。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中国救国军》的石印老书。这本书可能是抗战时期，父亲买来阅读了解时局发展的。其实，父亲一生为许多社会名流做过新衣，但他从不张扬自诩。厦门大学内迁长汀时，萨本栋校长也住在新安楼，曾经慕名请父亲做过一套西服。”

子承父志豪迈跨过鸭绿江

“对于父亲而言，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是他一生的遗憾。因此，当我提出要参加解放军时，父亲尽管舍不得我这个独子，却没有阻止我步入军营。1950年，龙岩军分区警备8团团长游梅耀率部在闽西地区剿匪。我打听到警备团团部在水东街大井头、纸行老板童少青的家里驻扎，就立即前往报名参军。那年我18岁，个子小，军装太大只能将就往身上套，领到一支老旧的单响枪。4月份，团部命令我在水东桥下乘船，沿着汀江南下到濯田的美西码头下船，到7连当文书。当时的7连连长姓熊，是广东人。部队正在武平和长汀交界山区搜捕土匪头子潘美庆。

“1951年6月，我团接到上级命令，从长汀步行到龙岩，部队全部更换装备，原来的胸章换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新胸章。随后，我们坐上又闷又热的‘猪笼车’（战友们戏称）北上。到达东北，部队补充了长筒靴、马肉、牛肉、辣椒、白酒等物资。沿途站点有炊事员挑着做好的稀饭、干饭给我们吃，我们用搪瓷碗吃粥。长途行军常遭到敌人空袭，情况紧迫时，我们就用布袋装干饭，两头抽紧绑在裤腰上，等安全了再慢慢吃。不知道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行程，下车时，看到朝鲜妇女身材高大，穿着宽大的长衫，我们都觉得新奇。朝鲜的冬天实在冷，刚从深井里吊起来的水，一会儿就结冰了，这是我们南方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长期在连首长身边，自我要求严格，对后进战士也敢于批评，所以大家有点怕我。再加上我是高度近视眼，战友们都叫我‘眼镜佬’。部队在朝鲜大大小小打了很多仗，战场上炮火连天响，随时都有流血牺牲，光长汀籍的战友就牺牲了十几个。开始打仗时，我们很多人用的还是日本的三八大盖，这种步枪枪身太长，经常打得人膝盖痛。第二年，上级给我们换发了‘拗头子’的美式步枪，每人四个美式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一手抓两个，同时扔出后，爆炸威力大。我们拿着新步枪上阵地，手雷也拿出两个，战斗打了一个多钟头就结束了，美军撤退了。部队得胜回营，马上进行作风纪律整顿，禁止和朝鲜群众接触，防止侵犯朝鲜人民利益。1952年春，我们部队奉命回到祖国怀抱。由于个人身体原因，我离开部队，转业回乡参加和平建设。”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当年近九旬的赖耀辉老人高声唱起深藏心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青春的光芒又一次焕发在他的眉宇之间。这一刻，作为曾经的战士，老人锐利而自豪的目光，给我留下了生动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