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文生

明月高挂楼，斟满几多愁，思念藏在梦里头。不觉间，父亲离开我们两年了，说来也怪，这两年里，父亲很少惊扰我，难得的几次梦中，飞鸿一过，生怕打乱我按部就班的日常，或许他就以这样的方式为儿孙们静静守候……

在我小时的记忆，父亲长年在外教书，有时一二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那时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的假期，父亲工作所在乡镇离家乡有二三十里的里程，而且多半是穿行古道的石阶，所以父亲要步行四个多小时才能到家。但每到星期天放假，我都左顾右盼，等待父亲回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那个年代，母亲一个人的工分攒不足全家四个人的口粮。粮食不够吃，母亲只好用木薯片和大米各掺一半蒸饭，常常吃得我和大弟头晕晕去上学。有次父亲回家发现了，就跟劳作一天的母亲说：“你不要让木薯片把我们的孩子毒死了。”母亲委屈地说：“生产队不给口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父亲赶紧找来生产队长和仓库管理员补交了缺粮款，并交代以后先放口粮，钱他一定会缴纳。口粮虽有了，父亲还是不放心，第二个星期天从工作的地方弄来好多地瓜丝当主粮。后来，实行分田大包干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吃不饱饭的日子总算熬出头了，父亲不再为我吃饭的事操心了。

转眼又过了五六个春秋。1978年，那时全国高考才刚刚恢复，我的家乡稔田也进行了第一次的小升初的统考，我以不错的成绩考入初中的重点班，进入中学阶段的学习。有一天，父亲从他中山装上衣口袋中，拔出一根崭新的钢笔，我目不转睛，慢慢转动钢笔，哇，是上海英雄牌钢笔。我发自内心地喜欢它。那时，同学们绝大部分使用圆珠笔，一个班只有二三个人拥有钢笔，父亲见我喜不自禁，便说了一句，那就好好开始书写你的成长。这支笔一直伴随我上高中、考上国家重点中专学校去省城上学，在父亲送我到车站上车的那一刻，父亲不再为我学习的事操心了。

父亲的侠肝义胆和乐善好施，在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得到同事和当地的父老乡亲津津乐道。二十多年的小学校长以及两次乡镇专案组、落实政策办的历练，父亲对政策的解读和应用文的写作，都是独树一帜的。常常在我家的早餐、中餐或是晚饭时，不经意间，有乡里乡亲找他写困难金医疗费补助申请书、遗属定补申请，还有落实接班补员政策，甚至是打官司写起诉状……有一天傍晚，隔壁乡村的五十来岁的农村妇女，带着学木匠的儿子，慕名来找父亲帮忙落实她丈夫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历史，父亲把他们安顿下来，详细了解情况，对她母子讲，事情经过比较清楚，但还要找到当事人证言证词。看着农妇一脸茫然，父亲安慰，大嫂放心，你的事包在我身上。父亲写好翔实报告并找到相关证人，落实了政策，大嫂的儿子补员进了他父亲的单位，有了稳定的工作。

“靠本事吃饭，凭良心做人”。父亲一直坚守他的人生信条，并身体力行。父亲与我说起一件事，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在当地一个大型小学做校长。那时，临近春节，父亲从家访返校途中，见到两个大帆布袋掉落在公路旁。他猜想，一定是走市场的个体户丢失的，父亲赶紧把布袋放在一起，等着他来认领，足足等了一个小时。终于，一个中年人向他打听他的包包弄丢了，说那是他全部近三千元的家当。父亲核对了几个细节，并清点包里一千多元现金，准确无误后，将布袋和钱交到他的手上。中年人那分感激无言以表，迅速拿出一沓钱，可能有五百多元答谢父亲，这可值父亲十个多月的工资，父亲坚决谢绝，并嘱咐他路上当心，快快回家，以免家人担心。事后，父亲的一个同事调侃他：“邱校长，春节的年货和小孩的服装打水漂了。”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成为激发我努力工作的动力。父亲也不再为我的工作的事操心了。

入秋的几场秋雨，漫步在登高公园，蝉鸣声渐渐散去，空中仍弥漫着炙热的暑气，偶夹杂着一丝丝的凉爽，直透心肺。河边盛开的荷花，不知何时褪去了花瓣，不再摆弄摇曳的身姿，剩下满塘碧绿的叶子，哦，夏尽秋始，又到了一年丰收成熟的季节。父亲，你在天堂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