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孙权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福建现有革命文物165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73处、一般文物640处。

“文化线路”是国际上新兴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主要是指对具有特殊意蕴和内在关联的、呈线形或带状分布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集群进行保护的理念。将其引入和运用到革命文物工作领域，不仅有利于推动革命文物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而且有利于深化革命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传播，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根据近年来中央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有关革命文物工作的政策文件，涉及福建的以革命文物和文化资源为基础支撑的红色文化线路共有4条，即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色交通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中央苏区毛泽东调查研究之路。这些红色文化线路，是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们坚定信念、英勇奋战直至流血牺牲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唤醒工农、播撒革命火种，乃至锻造党魂军魂民族魂之路。它们与闽山闽水相辉映，为八闽福地增光彩，为民族大义树丰碑。

中央红军长征的长汀、宁化两个出发地，奠定福建作为万里长征起点的重要地位，见证了福建人民为长征胜利作出的伟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共86000多人，被迫先后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从此开始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红军部队是从多个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因之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关于长汀、宁化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在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作了最具权威性的记载：“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从中可见，福建乃是长征所经过的15个省区市之首。

福建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前最后的主战场和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点，也是红军长征伟大胜利的大后方和重要战略基地。福建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力红军进行的最后一仗，在福建长汀、连城交界的松毛岭打响，这场保卫战鏖战七个昼夜，场面极为惨烈，为主力红军抓紧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福建是中央红军重要的兵源地和给养地，福建人民为中央红军长征并取得伟大胜利，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据统计，有近3万名福建儿女踏上了长征路，占参加长征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为最多。在长征队伍中，福建子弟兵几乎遍布红军各部，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侦察或救护等特殊而繁重的任务，他们在长征的诸多战役中英勇战斗，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的几千名红军和游击队将士，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的长征，发挥了长征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作用。

近年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福建省认真研究制定《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段）建设保护规划》，将中央红军长征长汀、宁化两个出发地确定为重点建设区域，科学规划和精心设计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工程，迄今已按时高质量建成一批标志性项目。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必将显著改善长征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环境风貌，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发挥综合功能，有力推进弘扬传承长征精神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开放共享。

中央红色交通线穿越闽西永定、上杭、长汀三个县境内的高山密林，其间设置的一个个交通中转站，见证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生命线”“中华苏维埃的血脉”上的隐秘忠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中央与各苏区的沟通联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最主要的秘密交通线。这其中，长江线、北方线和一些交通副线由于敌人破坏很快就被截断或破坏了，只有南方线——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进入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最后到达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持续畅通长达5年之久，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从1930年10月组建，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撤销，这条3000多公里的秘密通道不仅传送党中央与苏区往来的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护送了党政军领导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瞿秋白、杨尚昆、邓颖超、聂荣臻、刘伯承、左权、项英、邓发，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著名文艺工作者等200多人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创造了从未有护送的干部被俘或牺牲的奇迹。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各中转站的任务，护送领导和运送物资大多在夜间行动，需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暗哨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交通员们以对党的忠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忠于职守、前赴后继、勇于献身，冲破重重险阻和种种困难，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2019年10月，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福建永定区伯公凹、孟良公祠和长汀县春生公祠3个交通站旧址。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根据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真实历史改编的电视剧《绝密使命》，再现了红色岁月里的隐秘忠诚，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创造了全国收视率多个第一，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中央红色交通线集隐蔽战线的神秘历史、特殊斗争的英雄传奇、复杂环境的多彩故事于一体，不仅是极富内涵、极高价值、极具吸引力的党史文化品牌，也具备打造成为经典的红色研学旅游品牌的极大潜力。近年来，有关单位和沿线各地结合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不断推进研究阐释、梳理挖掘、保护利用各项工作，中央红色交通线必将闪耀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曲，行军路线在福建境内横跨闽西、闽中、闽东、闽北等地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行动。

北上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坚定的政治主张。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连续失利，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救国民族运动，牵制一部分“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遣一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由红七军团组成、共6000余人，于1934年7月7日，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整编为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一路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牵制了十几万的国民党军队，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和主力部队的战略大转移。虽然最后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受重大失利，成为红军战斗史上英雄悲壮的一页，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它对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后，先后途经长汀、宁化、连城、永安、大田、尤溪、南平、古田、闽清、闽侯、福州、连江、罗源、宁德、福安、周宁、寿宁、松溪、政和、浦城、武夷山等21个市县，历时两个月，行程3000里，占总行程的60%，足迹和影响几乎遍及福建全省；其中，在古田水口正式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在福建期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断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少有间断，其中主要有大田、尤溪口、黄田、水口、福州、降虎、汤岭、罗源、宁德、满盾、穆阳、渔梁等10多次战斗。他们一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发展，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沿途留下1000多名指战员开辟了游击区，帮助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师，推动闽东苏区发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在闽东、闽北和闽浙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后编入新四军第2、第3支队，奔赴大江南北抗日前线，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境内沿线，留下了大量指挥部、会址、战斗地、宿营地、伤员转运地、烈士墓地等旧址遗址和红军标语口号等。省、市各级党史部门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在福州晋安区宦溪乡降虎村、连江县潘渡镇贵安村等地，设立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历史陈列馆、史迹陈列馆等纪念场所，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参观点。但从总体看，福建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红色资源的挖掘研究、保护利用和展示宣传还需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打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色品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央苏区毛泽东调查研究之路将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的调查研究活动足迹串点成线，见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国情、探寻中国革命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

重视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家宝。毛泽东一生倡导、推崇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始终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社会、制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为带领我们党克服教条主义错误、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光辉战斗地，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最初实践地，也是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地，对培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之，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从事的包括调查研究在内的革命实践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面对紧迫战事和严酷战争环境，但仍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许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在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入闽之始，毛泽东在闽西长汀辛耕别墅，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请来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老流氓头子等“六种人”，召开调查座谈会；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制定政策，直接服务革命斗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根据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除了已经损失的调查报告以外，至少有六篇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保留下来，后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写成于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8万多字、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3万多字、1930年11月的《东塘等处调查》5000字左右、1930年11月的《木口村调查》不足2000字、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2万多字、1933年11月的《才溪乡调查》1万字左右。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对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写出了名作《调查工作》；后来该文遗失，1961年在上杭县茶地公社被重新发现后，毛泽东如获至宝，对该文作了部分文字的修订和内容上的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些调查研究和深入总结基础之上，毛泽东才掌握了苏区农村和城镇的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党、红军和人民探索出一条伟大的中国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主要调查研究活动涉及江西寻乌、兴国、吉水县，福建上杭、长汀县，广东平远县等。这些县均属客家县，地域相邻，人脉相通，向来经济与人员来往密切。当年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粤北一带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深入小城镇、偏僻乡村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踩过一条条古驿道、石板路、乡间小道，经历一个个古渡口、古茶亭、古井，栖居一座座古民居、古祠堂。这些尚存的古迹遗址，静默地见证了当年毛泽东风尘仆仆的身影、雄健坚实的步履，如今仍在叙说着一桩桩与中国革命命运相联系的悠悠往事、生动故事。中央苏区毛泽东调查研究之路作为红色文化线路，虽然目前已有一定数量的国保、省保等文物保护单位与之相关，但其涉及更广范围、更多类型的文物载体尚需进一步体系化梳理和保护，特别是其内涵、价值有待进一步系统挖掘、深入研究和阐释传播。

（作者单位：福建省政府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