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旭琴 文/图

清明时节，花木芬芳。在这个对生命充满祭奠与感恩的节气里，捧花默立在爷爷奶奶的墓前，满怀哀思。扫墓归来，看到祖辈珍藏已久的“信物”——革命前辈张昭娣于1966年写给我爷爷李育富和奶奶温翠娘的亲笔信，仿佛把我们带回战火纷飞的岁月，揭开一段段尘封的往事。

我的奶奶，1911年生于上杭蓝溪，18岁那年嫁给上杭庐丰横岗东塘的银匠李育富（我的爷爷）。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大难当头，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奶奶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当了红军。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奶奶简单收拾好行囊放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我的大伯），欲跟随部队出发参加长征。临行前，组织找到奶奶，说：“翠娘同志，你细鬼子（小孩子）还小，不如留在后方，这里有更重要的革命任务要你做。”没想到，这一留，就默默做了13年的地下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秘密接头户的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调集八个师约十万兵力，对闽西苏区进行空前的残酷“清剿”，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当时爷爷奶奶所在的上杭庐丰横岗东塘，处于杭永交界处，崇山峻岭、茂林密竹，群众基础较好，适合开展游击战争。作为被党组织留在闽西的女红军，奶奶不顾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药品、日用品及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山里的游击队，而爷爷奶奶家也成了游击队秘密藏身处所。当时的祖屋是客家常见的九厅十八井结构，游击队员就藏身在中厅一个小阁楼里。爷爷是一位银匠，他在阁楼底下“打银”，“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不绝于耳，恰好成为掩护。

据奶奶当年口述，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待闽西人民的手段，十分残暴，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就抢，许多革命接头户为游击队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甚至成为绝户。因为叛徒告密，怀疑东塘有“窝藏共匪”，爷爷的弟弟李育生（张昭娣信中提到的“三哥子”）被反动派抓去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共产党的行踪，在伤口上撒盐、灌辣椒水，直至被活活折磨而死，终未供出秘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奶奶毫不畏惧，她相信“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敌人“计口售粮”的“清剿”政策下，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和军需品极为缺乏，她把家里的粪桶改成“双层桶”，在粪桶底层装上大米和蔬菜，然后将粪桶秘密交给藏身于阁楼的共产党员使用，每天黎明时分担着粪桶穿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千方百计把红军游击队急需的物品送到山上驻地。有一次，在穿越丛林时，国民党反动派的一颗子弹打穿了奶奶的裤管，小腿肚子被子弹擦伤，但奶奶还是忍痛坚持，巧妙完成了任务。

1935年7月至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清剿”，企图集中兵力，消灭闽西南红军游击队。一天夜里，邓子恢、张鼎丞、刘永生和马发贤等红军领导人正藏身在阁楼上，秘密商议，国民党反动派一行几十人，浩浩荡荡、戒备森严，上门搜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奶奶故作刚从阁楼睡觉起床的模样，镇定而又慵懒地说：“刚刚在阁楼给孩子喂奶，不小心自己也睡着了。这样，你们也辛苦了，不如留在这里吃饱喝足再走？”就这样，奶奶把家里唯一的耕牛牵出来让国民党士兵杀了，从床底下搬出两缸米酒，在天井支起一口大锅煮牛肉。就这样，奶奶让爷爷继续打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同时暗示阁楼上的领导人忍住咳嗽、喷嚏，尽量不发出一根针掉落地上的声音。“全牛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这群国民党官兵终于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领导人秘密从小道上撤离。奶奶机智地一次次化险为夷，以全家老小的性命为担保保护着红军将领和战士。

类似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奶奶还讲述过很多，但斯人已去，有些由于年代久远无法一一记述。在奶奶13年的革命接头户生涯里，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阁楼，先后住过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刘永生、魏金水、张昭娣、马发贤等一大批知名的革命先辈和许多无名的游击队战士，无一不被奶奶的机智和无畏感动。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上杭县第一任县长的张昭娣，特地回来看望奶奶，握着奶奶的手动情地说：“嫂子，革命成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

虽然奶奶是个目不识丁、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客家农村妇女，却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所有。她最经常说的一句客家话就是：“有钱的人铺路搭桥，没钱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力气搬开路上的绊脚石，一枚螺丝钉虽小，但也有自己的作用，你们长大后要做个有责任的人。”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长大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奶奶表达的意思是何等相似！奶奶的传奇故事萦绕着我整个童年，对我影响深远。

作为在当年藏身过革命先辈的阁楼里出生和长大的红军后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把奶奶的故事写出来，一是向无数像奶奶一样的英雄人物致敬，二是让家风更好地传承，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革命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