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闽西是著名的老区苏区，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也走出了众多闽西籍优秀儿女。这块红土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今日起，本报将刊发系列红色故事，敬请关注!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红四军来说，无疑是波澜起伏、惊心动魄和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3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从山穷水尽迎来柳暗花明，在长汀长岭寨取得了第一次大胜仗、在龙岩成功指挥了富有军事思想艺术的经典战役“三打龙岩城”，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在感于闽西形成的大好革命形势，毛泽东在闽西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清平乐·蒋桂战争》。

这一年，毛泽东36岁，是他的本命年。似乎预示着他注定将面临种种不同寻常的考验：

这一年，他以一票之差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他平生惟有的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

这一年，身患疟疾的他，数次面临生死考验，被国民党媒体造谣说在闽西“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还为此专门补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

这一年，朱、毛红军自1928年4月会师以来积聚的种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终于彻底爆发。

由于红四军党内和部分领导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重大分歧和争论，红四军面临严重危机：

究竟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

中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红四军向何处去？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

这一年，在红四军内部，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自身建设，特别是关于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如何领导等问题，产生了较大分歧。有人批评前委权力太大，也有意见认为党的领导“家长制”“党管太多”。显然，这些意见，指向毛泽东，说得明确一些，就是指向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些意见对于红军建设的伤害，甚至感受到了面临的危机，遂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究竟红军要不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认为，这是必须且不容置疑的原则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在永定湖雷新顺昌店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当晚，又转移到居易楼继续召开会议。

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否则就动摇了党的领导。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见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对，称“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党员有自己的自由，难道“一支枪也要过问吗？”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的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6月8日，在上杭白砂早康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即“早康会议”）上，毛泽东向前委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前委并没有接受，但要求他书面陈述自己的主张。

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都在思索。他从红四军成立一年多的历史里，看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逐渐增强，引领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路径。但正因为党的权威的加强和领导的巩固，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日益受到束缚而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导致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抬头。

当毛泽东想要辞职的消息传出后，林彪当即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毛泽东很快给林彪回了信。信中，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并将之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十四个问题。毛泽东在公开信中坦率指出，这十四种错误倾向，其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他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毛泽东的公开信引起了红四军党内的极大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不理解，也有观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无法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毛泽东的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被免去前委书记一职的毛泽东，接受组织的安排，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亲自修订了由邓子恢起草的《政治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实际上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就已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闽西的具体反映，在他的指导下，在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了新的发展。会后，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约80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闽西一大”会议后期，毛泽东饱受恶性疟疾折磨，地方党组织只好把他转移到距离蛟洋几公里的苏家坡村养病。8月上旬，化名“杨主任”的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从苏家坡转移到大洋坝，不久，又转移到永定县境内。

尽管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尽管几次面临生死关头，毛泽东却失意不失志，仍然在思索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问题。

9月17日，毛泽东居住在金丰大山牛牯扑的消息被敌人获悉。金丰团总纠集各乡民团配合大埔县的国民党保安队共六、七百人，分两路扑向金丰大山进行“围剿”。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兆祥立即派出陈添裕等四位同志，赶到青山下竹寮，组织转移。此时的毛泽东因疟疾未愈，不能爬山，又因山高坡陡不好骑马，用担架抬又因荆棘灌木挡路，举步维艰。在这紧急情况下，陈添裕急中生智，背起高大的“杨主任”立马就跑！荆棘丛生的十里羊肠小道，他们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安全转移到了雨顶坪基点村。9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又转移到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召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指导地方政权建设，慰问革命烈士家属。

也就在此时，红四军和上杭地方革命武装1万多人在朱德指挥下，攻下素有“铁城”之称的上杭城。朱德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10月10日，正在永定合溪师俭楼养病的毛泽东，接到请求他马上赶去上杭城开会的邀请。

当毛泽东坐着担架，跋山涉水多日才赶到上杭城时，会议已经结束了。毛泽东于是在临江楼住下，一边继续治病，一边指导上杭地方工作，前后10多天。期间曾在临江楼前的大榕树下同朱德等促膝长谈；也曾多次接见过上杭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如傅柏翠等，同他们谈地方工作，也谈红四军的行动方向。

在上杭临江楼居住期间，毛泽东的严重疟疾经过名医吴修山悉心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此时，正是1929年重阳节之际，深受挫折、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前途和命运依然牵肠挂肚。

遥想四年前的这个季节，他从韶山前往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头，面对绚丽的秋景，时年32岁的毛泽东风华正茂、激扬文字，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这首词，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叹！

光阴似箭。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正是菊花怒放时节，毛泽东站在汀江之畔的临江楼上，面对辽阔江天，面对疾病缠身和未竟的宏伟大业，禁不住感慨万千。但是，政治上的挫折和肉体上的磨难，并不能熄灭毛泽东的理想之火，并不能熄灭他心中的胜利之光！

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牺牲、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充满豪情壮志的诗句喷涌而出：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堪称千古名篇的《采桑子·重阳》，真实展现了毛泽东的冲天豪情和崇高风范！

10月间，毛泽东回到苏家坡继续休养。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朱德、陈毅派专人送达的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催促他尽快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通知。

从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获知，中央完全支持他关于红军建设的各项主张，指示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党的会议，纠正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党对红军的领导，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重任。

毛泽东立刻收拾行装，离开苏家坡，经蛟洋、新泉，最后到达汀州，与正在那里的红四军会合，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和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由长汀进驻连城新泉，开展了为期10天的整训。12月中旬，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军从连城新泉进驻上杭古田镇，一方面继续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一面为召开古田会议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持续召开了10多天的联席会。根据中央的指示，集中全军的智慧，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在古田镇溪背村廖氏宗祠胜利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建党建军纲领性文件。

古田会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指明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任务，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党领导和建设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人民军队由此得以脱胎换骨，重铸军魂。

古田会议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党内教育和互相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达到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方法，对军队党的建设影响深远。《决议》关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所形成的民主原则和政策制度，是彰显我军性质宗旨、提高和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法宝，直到今天对我军建设仍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

古田会议召开后，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红四军内部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30年新年刚过，毛泽东收到了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的一封来信。这封信中，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坊的“协成店”驻地，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早早披衣起床，推开窗户，双手叉腰，他眺望着初露云霞的彩眉岭，凝视冉冉升起的朝阳，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揭竿湘南、会师井冈、决胜长岭、饮马汀江、辗转赣闽、聚会古田……两年多来的硝烟烽火，令他心潮澎湃，他在窗台一张简易的桌前坐定，思如泉涌，奋笔疾书，写下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这封长篇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还雄辩地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满怀激情，并充满诗意地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此，一个闪耀千秋的金句在闽西古田诞生，一个伟大的真理指引着中国革命永远向前！

伟人风范永流芳。1929年，毛泽东在闽西留下的一个个传奇故事，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辉煌史册，永远激励着老区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刘少雄/撰稿）（转载自《红色故事1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