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元健

1992年组织上决定要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幕后英雄、中共早期特科人员项与年同志写传，我也成了项与年传记的调查采访成员。我们紧锣密鼓地走访了时任全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和有关老同志，还专程到长沙采访了在延安时期与项与年结婚的吴健同志。我们本想在吴健同志身上了解一些有关项与年在特科工作时较为细节的资料，可在采访时让我们深感意外的是，吴健同志作为项与年的夫人，他竟然连项与年的工作单位及简历都一无所知。更令我惊讶的是，项与年同志作为共产党人、中共特科人员，对党的忠诚与严守组织秘密是多么坚定，与他同床共枕的妻子居然几十年都一无所知自己丈夫的工作情况。

故事的主人公项与年（又名梁明德）是上世纪20年代末中共特科成员。项与年，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1934年9月，潜伏在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担任情报参谋，获取了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绝密文件，他单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将绝密文件送到瑞金周恩来手中，使中央红军及时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实行战略大转移。项与年为此成了红军长征的幕后英雄。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隐藏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开展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开展斗争。在这样的部门工作，仅仅靠机智和勇敢是不够的，重要的一条，是必须严守组织秘密，才不至于一旦出现问题就损坏组织。中共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对所有成员作出了严厉的恪守纪律要求，对具体的细节也做了规定，特别是经常在外活动的特科人员，更是作出严格的规定。对党内交通员工作，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一是（交通员）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二是机关（同志们的住所）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的和兄弟机关的；三是党内不该了解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四是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许照相；五是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的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要求交通员必须做到“党的组织秘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

项与年进入中共特科工作后，在严格的保密制度的训练下，逐渐养成了严守秘密的习惯。一次他接到组织通知，要他想办法营救方志敏等共产党人。项与年与严希纯、丘吉夫、张育民等研究了周密的计划，多次到周边侦察，党组织从上海派了“红队”队员到南昌协助营救，还做好了营救出来后的化装衣服等。但终因敌人防守严密而未能实现。

由于工作需要，项与年也常常出入夜总会，他的妻子见他常常三更半夜回来，而且打扮得帅气，满身的香水味，怀疑他在外面有外遇。项与年总是找了借口同妻子解释，可他妻子怎么也不相信，怪丈夫不顾家中妻儿，夫妻俩不时产生口角，而项与年总是忍气吞声。中央红军长征后，项与年的妻子王村玉是负责看守电台的，在上海被抓捕，电台和她7岁的小女儿也被抓去。狱中，她们母女俩受尽折磨，至抗战开始时，在党的营救下出狱，没多久，她的7岁小女儿因在狱中患病而夭折。

“文革”期间，项与年横遭厄运，说他在1934年被敌抓捕，投降变节，实际上项与年被捕后，使出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巧妙与敌周旋，最后通过与组织取得联系，寻找机会逃脱后，历经曲折回到上海，还受组织上授予“反敌特斗争胜利”奖。惨遭无情打击后的项与年，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在一次批斗中，他站立不稳，一头栽倒在地，导致患了严重的中风失语症。在红卫兵的蛮缠耍赖中，项与年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从不透露半点有关组织秘密的事。最后只能用手比划。1978年10月，项与年在沈阳逝世。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中共特科成员项与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严守秘密、前赴后继，令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