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油画）。

□ 赵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注解中提到，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时，上述起义武装成员的主要成分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成分，这些人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党内和部队中，它们像腐蚀剂一样，影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南昌起义后的两年多时间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田会议经代表们讨论一致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该决议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党和军队建设的里程碑。

“八一”南昌举义旗

第一次大革命因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武装而最终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屠杀，整个中华大地弥漫着血雨腥风。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继续奋斗。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占领了南昌城，万人欢庆。南昌起义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和地方军阀，凶恶的敌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南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实力，起义军3万余人于8月3日撤离南昌向粤东、潮汕进军，计划寻找出海口，得到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在抵达福建长汀时，决定主力直奔潮汕，朱德率领3000多人扼守大埔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党中央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此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又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秋收起义上井冈

根据“八七”会议决定，毛泽东等人于1927年9月9日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工农兵共5000人，毛泽东为起义军前委书记。在敌人强大兵力的追击下，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向农村进发，以图建立革命根据地。敌人一路追击，由于党组织不健全，政治思想薄弱，起义军中不少农民、小资产阶级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相当一部分人开小差脱离队伍。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减少到700多人，毛泽东当即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休整改编。

毛泽东对指战员说，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起来闹革命，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豪绅，人民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因此革命是自觉的，可以留走自愿，去者每人发5元大洋作路费，结果只有32名官兵领钱走了，部队从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通过这次改编，总结了经验教训，主要是如何加强党的领导问题，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小组，营、团设立党委，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做好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宣布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通过改编，人数减少了，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精英，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带头作用，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部队。

“三湾改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工农革命武装过程中迈出的历史性一大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也开始凝聚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队上了井冈山，树起革命红旗，团结改造了山上的绿林兄弟袁文才、王佐，收编其所属200多人，部队得到壮大。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毛泽东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在攻占遂川县城后，部队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有些人以打土豪的名义把小商小贩的商品也没收了，甚至把药店秤药的戥子也拿走了；宿营地借老百姓的门板、稻草睡觉，第二天没把稻草整理好、把地扫干净，门板也没先匹配好就还给老百姓，导致老百姓把门板拿回去后两扇门对不起来，老百姓有意见。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召集部队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通过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深刻体会到工农革命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与旧式军队不同。在攻克永新县城后，又总结了革命军三大任务，“一、打仗；二、筹款；三、做群众工作。”

通过上述工作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建立，革命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起义军潮汕失利

回过头来看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粤东、潮汕的情况：周恩来、朱德等人于1927年8月4日率起义军离开南昌向临川（今抚州）进军，由于当时反动派欺骗宣传，不少临川群众离开家里，起义部队给养困难，连喝水都无法解决，又渴又饿，疲劳至极，加上一些不坚定分子散布逃跑的言论，以致有的军官率部叛变，投靠国民党。前委决定在临川进行休整，着重加强党对起义军的领导，调动一些部队的政工干部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健全了党的组织生活。这些措施，对稳定起义军的情绪、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昌起义军到达长汀时，前委决定主力由汀江下大埔三河坝转入韩江到潮汕。为防止敌人尾追，决定由朱德率3000多人扼守三河坝。起义军到潮汕获得暂时性的胜利，在潮州还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仅七天就消失了，史称“潮州七日红”。在强敌压境下，一部分人到海陆丰参加农民暴动，其余人有的自找出路，有的转移到香港，还有一部分从潮州转到饶平茂芝跟上朱德的队伍。

朱德率扼守三河坝的起义军于10月1日至4日与敌钱大钧部三个师展开三天三夜的激战，消灭了大部敌人，自己也遭到重大损失。为保存有生力量，10月4日，起义军各部队转移到饶平茂芝，住在全德学校，其中有从潮汕方面转来的，有从三河坝战场撤出的。

茂芝会议扬正气

在这严峻时刻，起义军领导人朱德深知自己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大敌当前必须稳定部队情绪，以期保存这支部队。6日清晨，他召集周士第、李硕勋、周邦采、陈毅等领导干部商议，对周围形势作了客观分析，认为当务之急是依靠部队的党组织，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纠正悲观消极情绪，坚定革命意志。取得一致意见后，几位领导同志分头到部队开展工作，特别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经过一天的活动，全军上下出现了正气上升的局面，大多数指战员都表态，愿意听从起义部队领导的指挥、跟党走。陈毅表示，支持朱德主张，坚决拥护朱德的领导，并愿意尽自己一份力量，协助朱德保存这批革命种子，把革命进行到底。许多同志都表示拥护朱德指挥，继续举起“八一”南昌起义的旗帜，进行武装斗争。有关朱、陈在茂芝会议中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陈毅同志在朱德直接领导下指挥作战，对朱德的军事才能深为敬佩。在困难重重、前途渺茫时刻，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这种鲜明态度，坚定革命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朱德同志面对这一堆烂摊子，迎难而上，勇敢挑重担，在陈毅协助下，坚定地负起这支败军的领导责任，犹如中流砥柱，巍然屹立于巨浪狂潮之中。

“赣南三整”挽狂澜

茂芝会议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在继续寻找党组织的同时，率部向赣南进军。由于战斗频繁，道路险阻，生活困难，部队中错误思想和行动经常表现出来，如违反群众纪律，开小差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阻止，部队就有涣散、解体的危险，于是就有了“赣南三整”。

天心圩整顿着重解决官兵思想问题，坚定革命信念。部队一路上四面受敌，朱德率领官兵顽强抵抗，多次击退国民党追击。为躲避地主武装和土匪袭击，部队只能行走在崎岖的小道上，露宿在山林中，粮食短缺得不到供给，疾病流行却无药医治，又无法取得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不少人经不起考验相继离队。1927年10月，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天心圩时，只剩下七八百人。危难关头，朱德召开军人大会，他在会上激昂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革命的旗帜是永存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走到底。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后来陈毅回忆说：“不管如何，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献血换来的。”人们听了总司令的讲话，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就会垮下去。在官兵情绪低落的情况下，朱德力挽狂澜，把部队凝聚在一起，可见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非凡的马列主义远见。

大余整编着重健全党、团组织，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底，朱德率部来到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组织部队进行了整编，首先从整顿党、团组织入手，重新登记党、团员情况，成立党支部以健全组织，加大基层党、团员比例，同时还选派部分优秀党员在连队担任指导员，加强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

上堡整训着重申明纪律、调整作战方式，提高部队战斗力。首先是整顿纪律，朱德、陈毅一直都很重视对部队的纪律教育，根据形势变化，部队当时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树立革命军队的良好形象尤为重要，对官兵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更为必要，明确规定筹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要归公；其次要加强军事战术训练，部队转到山区的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此外，朱德还要求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做好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劳动生产，收缴地主和土豪的武装，组织分粮、分田、分物。当地百姓长期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大革命时期受到农民运动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一经发动便迅速行动起来、革命形势发展较快。

通过“赣南三整”（指三次整训），部队的思想得到统一，组织更加健全，军事训练更符合实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实体，朱德终于把南昌起义留下来的革命队伍带出绝境，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成为井冈山会师的骨干力量。

朱毛会师创大业

1928年5月4日，朱、毛两支部队在宁冈砻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下设三个师九个团。朱德、毛泽东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还代表红四军军委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井冈山会师，朱德、毛泽东分别领导的具有北伐战争光荣传统的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聚集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对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建设写下光辉的篇章。

朱毛会师后，6月28日，毛泽东、朱德指挥取得“龙源口大捷”，打破了赣敌对井冈山的第四次“进剿”，毛泽东说“龙源口一仗的胜利，标志着井冈山全盛时期的到来”。

8月，由于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误导，把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带往湘南，朱德、江华等人苦口婆心地劝阻都无法阻止，导致红四军“八月失败”。毛泽东只好亲自带三十一团去湘南寻找并迎接二十八团，留下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的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

毛泽东在回师的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好消息：留守井冈山的一个营，在何挺颖、朱云卿的指挥下，仅用一门迫击炮凭借黄洋界天险，打败国民党四个团的进攻，保住了井冈山。

1928年12月10日，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湖南平江起义武装红五军800多人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这对井冈山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大喜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