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话剧《信仰》创作谈

来源:闽西新闻网2017-11-13 15:03 字号:

□ 张耀清

由我创作的大型话剧《信仰》第一稿终于完成了。

从接到永定区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廖建房同志的盛情邀请,要我创作一部关于红色交通线为题材的话剧后,我就一直陷入创作的困惑之中。

我对红色交通线的跟踪已有10年之久。红色交通线的创作难度在于可写的东西太多。三千里路,护送200多位重要人物和大量重要物质,途经香港、广东、福建,有海上、有水路、有陆路,沿途要穿过敌占区的封锁。其实每一个交通站,都可以写成一部撼人心魄的作品。我曾经对文友说,当我站在大埔青溪的汀江段时,我就感觉回到了当年那个交通线上充满艰险的环境。写一部水上红色交通线的故事,那是多么震撼。而永定区约我创作的是写陆路的交通线,这下有点让我陷入创作的“困境”:从哪写起?写什么?写谁?我决定重走红色交通线——从大埔到永定这一段陆路。

冒着七月的骄阳,顶着炎炎烈日,爬上从广东通往福建的伯公凹,尔后又顺着盘旋山路,来到汀江边的大埔青溪。

在伯公凹山顶,我们一行人站在伯公庙前休息。突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二话不说,就为伯公庙里的“灯”换电池。她的这一举动,让我感到很惊讶。我问她,这“灯”一直亮着吗?她说是的。我问她,为什么要点“灯”?她说这是从她奶奶那里传下来的。同行的伯公凹烈士后代邹广敦告诉我,这位中年妇女也是一位烈士后代,最早是一位民办教师,因为小学没办了,她就留在这里,守护着伯公凹的烈士英魂。后来我还知道,伯公凹地处广东、福建两省交界。这位妇女的家属于广东大埔,叫“上伯公凹”,而永定的伯公凹属于“下伯公凹”。

就这样,这位妇女点的“灯”一下把我的心照亮,我的创作灵感突然间就找到了。于是,我把创作的切入点就放在伯公凹,就放在伯公庙里的“灯”。我把“灯”作为当年交通线的“信号灯”,也把这盏灯作为烈士回家的“照明灯”。一盏灯,点亮了伯公凹茫茫夜空,照亮了交通员前行的方向,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特别是“伯公”文化在客家地区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民间信仰。在客家地区,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见到“伯公”神位。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又为创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

“灯”找到了,但主要人物又该写谁呢?我要感谢我的同乡中学校友,永定区文联任职的廖文茂先生。廖文茂是一个多产作家,写过许多优秀作品。他一路上向我介绍他所了解的红色交通线素材,并毫无保留地把他珍藏的“私货”提供给我。当他拿出他写的一篇记录烈士邹作仁的“嫁妻书”给我时,我十分兴奋,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物素材吗?“古有休妻者,谓之不贤:去妻者,谓之不惠:今有嫁妻者,谓之爱也,甚爱也,大爱也。”短短几行字,让我深深感动。一个革命者,在紧要关头,发下“大愿”,把爱妻嫁了,这让人看到的是对革命的一种忠诚,对未来的一种信仰。他牺牲“小家”,是为了“大家”,他牺牲自己一个人,是为了天下穷苦百姓。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红色交通线的精神。

有了创作的切入点,又有了主要人物,接下来的就是要提炼出剧名。我根据伯公凹七烈士的事迹,取名《信仰》,以为是信仰让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创造了人间奇迹,使他们的生命有了不同的意义,谱写出人生新的篇章。

在创作中,还是要先解决从哪里切入的问题。“灯”和“嫁妻书”,都是其他交通站点所没有的。特别是在红色交通线上,虽然也是秘密的,是谍战,但与其他的谍战有很大不同。一是红色交通线所有站点是连成一条线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只要哪个站点出了问题,就有可能使整条交通线瘫痪。二是这条交通线所承担的任务有所不同。其主要任务是护送人和物,当然也包括情报。三是红色交通线不仅战线长,而且水陆路并进,既有国统区又有苏区,既有大城市也有偏远乡村。四是交通站的设立也有很大不同。红色交通站主要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一个交通站可能就是夫妻两人或家族几人。所以,我选择以伯公凹交通站为代表,把多宝坑、桃坑交通站作为与之连成一体,也就把在陆路交通站最为典型的三个代表包含其中。通过解剖一个交通站,也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整条交通线的情况。

红色交通线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个交通站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部作品,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成一个故事。于是我在大量的故事中进行分类:一类是护送人的故事,一类是护送物的故事,一类就是交通站本身的故事,还有一类是交通员的故事。这样一来,也就解决了讲什么故事的问题,怎样讲好故事的问题。在故事选择中,交通站就挑选了伯公凹、多宝坑、桃坑这三个集中在大埔通往永定苏区的最关键路上的点。因为从水路上岸后,最难走的就是这三个站。只要这三个站通过了,接下来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大障碍了。而伯公凹又处于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处,有一脚踏两省之说。在选择人物中,交通员主要选择了以邹作仁为代表的交通员,选择了卢伟良、熊志华、肖桂昌等为代表的中央交通员,护送的主要领导人选择了叶剑英、周恩来、李德等人为代表。

在作品人物中,有五个人的名字不是原名:徐莹莹、阿莲、邹天伦、曾丹玲、邹悦悦。除了阿莲是剧中唯一虚构的人物外,其他四人都是真实的。当然徐莹莹的故事和身份也有再创作的成分。作为邹作仁的妻子徐莹莹,在众多的文字记载中是一位美丽贤淑的客家妇女,后来改嫁了,但依然和她的第二任丈夫一起支持革命。我之所以把徐莹莹改成南洋富商女,也是居于大埔和永定都是著名侨乡,当年就有不少南洋华侨支持革命的,也有参加革命的。如陈康容就是一位女中代表。陈康容是一位永定籍缅甸华侨,1930年随父回国就读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读书期间,参加进步组织,后又参加抗日,最后牺牲在永定故乡。所以,在徐莹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康容的影子。阿莲虽然是虚构人物,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作为农村,当年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嫁人是正常的。写阿莲是邹启龙的未婚妻,一是为了增加戏剧性,二是为了体现邹家七兄弟为了革命的壮志与决心。特别是邹家七兄弟最后只有大哥邹端仁留下后人。他们在当时不是没有可能留下后人,而是放弃了。

在护送物资中主要选择了三个典型事件:一是运送食盐,二是护送电台,三是护送印钞机和纸张。这三个都是当时苏区最为紧缺和急需的,也是一直被敌人封锁和管制最严的。其中邹端仁就是在运送食盐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抓捕的,最后是被敌人用油泼在身上活活烧死,尸体烧成像咸鱼干,以致他的爱人赖三妹去收尸后,从此看见咸鱼就呕吐。

《信仰》告诉人们,一个人只要有信仰就可以创造出生命的辉煌与壮丽。

《信仰》要解读,为什么有了信仰,人生就会有大爱,就会变得崇高。

这就是我写《信仰》的动力,也是我对《信仰》的追求。

[责任编辑:谢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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