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刘艳晖 摄

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全套军装。（资料图）

■朱廷彬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承苏区干部的好作风”，“永葆党的政治本色”。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关心关怀龙岩老区苏区发展，在福建工作期间及到中央工作之后，先后20次深入龙岩考察调研，对党的作风建设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

2001年10月11日至14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龙岩市开展调研活动。他指出，龙岩是老区、苏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生长在这片红旗不倒的土地上。在革命历史上，闽西人民走在前列，在新时期加强改进作风建设也要起带头作用。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人民谋福利，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各级各部门领导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作风，体察民情，摸透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三次到才溪。1999年春节前夕，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上杭县才溪乡调研时，专门参观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瞻仰光荣亭，并鼓励当地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发扬苏区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是有深刻用意的，就是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与老红军、军烈属和“五老”人员代表座谈时说，要关心老红军、“五老”同志和军烈属的生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言传身教，确保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与部队基层干部和英模代表共进午餐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叮嘱大家，青年一代是党和军队的未来和希望，革命事业靠你们接续奋斗，优良传统靠你们继承发扬。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充分发挥龙岩“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的独特优势，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深入龙岩考察调研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用好龙岩丰富的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闽西红色基因和苏区干部好作风，认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勇当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带头者。

那么我们应该重点传承闽西哪些作风建设的红色基因呢？

（一）密切联系群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根植于人民群众，加强群众纪律建设，以此赢得民心。井冈山期间，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制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29年6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休整、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时，针对不少红军战士赤身在温泉里洗澡致使岸上路过的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以及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情况，由红四军政治部重申纪律，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特意增加了两项注意，即“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更是把群众工作摆上突出位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还要承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对做好群众工作进行了强调，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深入闽西乡村，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需求，积极为群众利益作坚决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帮助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呈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革命形势。群众看到党组织和红军真心实意为他们办事，积极响应革命号召，投身革命活动。在苏区革命时期，闽西地区共有10万名儿女投身革命队伍。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8.6万的队伍中，闽西籍士兵占比达2.6万人，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可谓“一里一忠魂”。“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至今仍在传唱的脍炙人口的山歌，唱出了党在苏区时期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唱出了苏区群众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认可，反映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鱼水深情。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正是党和人民军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保持艰苦奋斗。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决部队给养。3月14日，极度困难的红四军入闽解放了汀州古城，在此筹款5万余元。面对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所筹得的最大一笔军饷，红四军并没有铺张浪费、吃光花光，而是由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作出决定，主要用于四方面开支：拿出大部分送往上海，帮助党中央解决经费紧缺的燃眉之急；拿出500元，弥补瑞金大柏地战斗时当地老百姓受到的一些损失；在长汀赶制4000套军衣和军帽、绑腿，红四军指战员每人一套，部队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装；官长、士兵、俘虏兵一律平等，每人发4元零用钱，解决战士们理发和购买毛巾、牙刷、肥皂等生活日用品。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同样厉行节约，艰苦奋斗。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会议通过的宣言宣布：“统一财政，厘定税则，限制开支，确立预算制度，建立财政独立基础。”

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对各级政府的经费收支规定更为明确，颁布的通令第30号规定：“各级政府行政经费自通令后，完全由省苏按照各县区预算批准按月发给，但预算至多县不得超过百四十元，区六十元，乡十元之规定。”

1932年3月，张鼎丞当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为了解决机关干部吃菜问题，率领全家开荒种菜。4月，原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离任前往瑞金就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时，龙岩县西陈区为了表示对邓子恢的敬意，把区里一头大白马送给他作为交通工具，邓子恢坚决不收。

1934年7月，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为了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带领机关全体人员统一吃“包包饭”，他自己一天吃三餐改为两餐。消息一传开，机关干部都纷纷改吃两餐。这不仅推动了全省的节约粮食运动，而且转化为红军英勇作战、粉碎敌人“围剿”的强大动力。中央红军长征之后，闽西开展的三年游击战争同样艰苦卓绝。革命和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物质条件极为困难，斗争任务极为艰巨，艰苦奋斗成为夺取胜利的强大武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三）重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29年中共闽西一大原定7月11日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党员代表60多人（代表2300多名党员）已经抵达上杭蛟洋，毛泽东到会指导。当时毛泽东认为会议准备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尚未彻底明了，要求与会代表先行调研，带着问题分赴各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了解闽西的土地、政治、群众武装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方面的问题，为大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会议直到20日正式召开，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多个决议案，提出闽西党组织的总路线和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闽西党组织今后的任务是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同时还指出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三个基本方针”和“六个有利条件”。中共闽西一大的顺利召开，对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33年11月，毛泽东开展的才溪乡调查，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著名的农村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以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明了“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的瞎说”。这次调查，系统总结了才溪乡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拥军优属、支援前线、文化教育等模范事迹，用事实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一重要问题，不仅粉碎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论断，对当时整个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为我们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同时，毛泽东同志在指挥战斗间隙，多次在长汀开展调查研究。

1929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佃农、裁缝工人、老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流氓头的6种人参加的调查会，深入了解汀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1929年11月又召开工人座谈会，摸清了汀州的工业、手工业状况；1932年10月，毛泽东还深入到基层工会、商会、合作社、公营工厂等进行调查研究，关心工人生产和生活问题。正是毛泽东深入了解汀州的经济和工商业状况，从而坚定而响亮地提出在战争环境下必须且可以发展经济建设的有力论断，并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很大的成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此外，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先后在汀州、新泉、古田召开各类座谈会，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深入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找到正确革命道路的制胜法宝。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四）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也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议对主观主义等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解决了中国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和党员大多是农民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会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人民军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由此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实际上，古田的荣光还不仅仅这些。那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割据严重，农村成为反动势力统治最薄弱的环节。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尖锐批评了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并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分析，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严重束缚，精辟地阐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了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

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新时代新征程，要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元固本、凝心聚魂，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之“矢”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的”。

（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这一重要性，认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出新的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10月，专程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启程回闽西。11月18日，陈毅在上杭官庄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 (史称官庄会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经陈毅提议，会议正式决定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提出马上请毛泽东回来，以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朱德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会后，陈毅在官庄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请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抵达长汀，与朱德、陈毅在长汀辛耕别墅重聚。朱德、陈毅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脾气不好。毛泽东表示真诚地接受中央九月来信对他的批评，并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正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古田会议上首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思想，正确地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八种错误倾向，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殊国情中建党、建军的历史性难题，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使之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常修课，使之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

（六）保持清正廉洁。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闽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会议通过了宣言、各项决议案和政策法令。在颁布的《裁判条例》中,专列第五章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明确规定有“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等行为之一者将被撤职并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侵吞公款至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等行为之一者将被枪决。根据群众举报，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粮食部部长林延年，因贪污250元被执行枪决。

1932年8月13日，福建、江西工农检察部联席会议决定: “严格的检查对财政的贪污滥费，在节省一切经费补充红军供给的口号下，如对贪污腐化的分子放松，应受革命的斥责。各级工农检察部如发现插腰包、打埋伏及种种浪费财政现象，应严格的检举，提起公诉，从严惩办，乃至枪毙其罪犯为止。”闽西苏区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建设的有关文件、条例和训令，依法惩处违规违纪者。福建省工联社会经济部部长汤醒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理财政部部长张赞元等大贪先后被查处。

1933年3月，福建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在上杭北四区把没收土豪得来的一瓶洋油与一双猪仔拍卖的钱占为己有，又把办公费、擦枪费共计14元5角与第二大队长黄生辉平分，福建军区军事裁判部据此判处黄裕湖6个月苦工，黄生辉3个月苦工。正是严肃地查处了贪腐行为，加强了思想教育，健全了法规法纪，闽西苏区老区才能风清气正，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作者单位：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